1963年，毛主席给一位老人寄去2000元，老人不解，主席：我欠您的

转自公众号：历史龙元阁2020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g2NzgxNzE1Mw==&mid=2247483842&idx=3&sn=b1bb64ddc2f9dfa464a9d2a87cde0a1e

1920年，毛泽东筹备共产党成立事宜、援助新民学会青年赴法留学，需要大量资金，几乎没有人愿意借给他。

当时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在北京去世，他在整理岳父遗物时，偶然翻到了岳父写给章士钊的遗信。

图|杨昌济

信的内容大致是：

毛泽东胸怀大志，以后前程远大，希望吾兄可以慷慨解囊。

此前毛泽东经过岳父的介绍认识了章士钊。

于是，毛泽东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带着遗信来到上海找章士钊，希望他能够看在岳父的面子上，资助自己开展以上那些活动。

章士钊看过信后，立即答应了毛泽东的请求，发动上海各界名流捐款。

章士钊是民国重要人物，身份地位显著，很快就为毛泽东筹到了2万元。
他将这笔钱悉数交给了毛泽东。

雪中送炭，终身难忘。
毛泽东将这件事一直铭记于心，时刻找机会回报。

1937年，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，刻意提及了此事：

“我到达上海后，才知道章士钊已经在帮我筹款了。
”

后来时局动荡，他实在找不到机会。

直到1963年的冬天，毛主席与他的英语老师，即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一起散步。

走了一会儿，毛主席停住了脚步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对章含之说：

“行老（章士钊）可能没有跟你说过，我还欠他一笔巨款没有还给他呢！”

章含之以为毛主席是在说笑，她回答道：

“这件事我确实有所不知，如果父亲真借过主席巨款，父亲可能不会催促主席还钱。
”

毛主席听后，沉默了好久，感慨地说：

“可能行老忘记了，我今天见到你，才想起来。
这笔钱是行老资助我的，早就要还了。
你有机会探望父亲时，记得告诉他，我要从今年开始还他这笔钱了，每年还2000元，分10年还完。
”

1963年，毛主席给章士钊寄去2000元，与此同时还附信一封：

“请行老接受还款，这是我欠您的。
”

章士钊收到钱，大惑不解，经女儿提醒才知道怎么回事。

图|章士钊

他交待女儿，让她转告毛主席：

“这钱我不能收，当时借给毛主席的银元，不是自己的财产，都是通过社会各界筹集来的。
”

毛主席听完章含之带来的话，笑着说：

“这钱不是出自国库，是我用稿费给行老的一些帮助。
再说，就算那些钱不是行老的，就凭他给共产党做的贡献，也不是我现在用一点小钱能够回报得了的。
你父亲一辈子就爱帮助别人。
他给我写的信，都是关于别人的困难。
现在他自己有困难了，我也想尽绵薄之力。
可如果我明说，他断然不会接受。
所以我说这笔钱是还欠款。
你告诉他：‘主席说的，欠的钱无论如何都要还。
这钱是从他的稿费里扣的。
”

从此，毛主席每年农历正月初二，都会按时叫秘书给章士钊送去2000元。

直到1972年春节，这笔两万元的巨款才彻底还清。

1973年，春节过后，毛主席才得知正月初二没有人给章士钊寄钱。

他赶紧找来章含之，告诉她：

“这笔钱实际上不是还款，是我给行老的生活补助。
我说的10年，也不是真的只送10年。
你有空回家告诉你父亲，就说‘除了本钱外，还有50年的利息。
利息具体多少，我算不清了。
反正，行老在世一天，我就要还一天。
’”

章士钊那时在医院治病，听完女儿的转述后，感激不已：

“我知道毛主席，这是在暗中接济我。
可主席知道，我好面子，如果明说，我肯定不会接受。
所以他就找了还钱、还利息这样的借口。
其实，我当时借给他的2万元，不过是向别人筹集来的，只是经过我的手，就全成我的功劳了。
”

毛主席和章士钊的往事，不止这一件。

其中，毛主席与结发妻子杨开慧的结合，是在章士钊的促进下完成的。

毛泽东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，他的老师就是曾经拥护过“戊戌变法（1898年）”，后又积极参与救国运动的杨昌济。

章士钊是杨昌济的好友，毛泽东久仰他的大名，两人却没有见过面。

1918年8月19日，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赴法留学这件事，到北京寻求帮助。

当时，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杨昌济向李大钊推荐毛泽东做图书馆助理，也正是这个机会，毛泽东见到了章士钊。

那时，杨开慧也在北京。
两人经过多次接触互生好感，两人在冬天的北京走到了一起。

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，就十分欣赏毛泽东。
他非常看好毛泽东，认为毛泽东未来必定能成为栋梁之才。

杨昌济曾经帮毛泽东写过关于他的履历，但他没有想过让毛泽东成为自己的女婿。

章士钊的出现改变了杨昌济的想法。

某天，章士钊去杨昌济家做客，杨开慧也在家。

章士钊看到为他沏茶的杨开慧，随口问杨昌济：

“令爱可有婚配？”

杨昌济正操心这件事，见好友问起，也不刻意隐瞒，说：

“我曾经的一位学生毛泽东与小女关系很好，为人学识等方面，我都很满意。
可有人劝我，说毛泽东行为举止不同一般人，恐怕小女开慧压制不了，所以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。
”

章士钊对毛泽东这个青年有所了解，但那时还没见过毛泽东本人。
在杨开慧的婚姻大事上，他不好开口。

听过杨昌济对毛泽东的介绍，他对毛泽东这位年轻人产生了兴趣。

章士钊问杨昌济：

“能否让我与你的这位学生见上一面呢？”

杨昌济答应章士钊，并准备安排两人的见面。

杨昌济还没来得及安排，章士钊就在自己的讲座上遇到了毛泽东。

章士钊在北京大学开讲座。
在讲座开始前，有人提醒他，毛泽东在台下听，并告诉他毛泽东的座位。

因为忙着上课，章士钊没有立刻找到毛泽东。
上课途中，他一直在观察毛泽东。

他发现毛泽东确实不同于其他同学。

毛泽东身材很高，梳着大背头，额头很宽，相貌非常伟岸。

上课时，毛泽东听课非常认真，举手投足都落落大方，十分潇洒。

章士钊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。

讲座结束，章士钊携书前往杨昌济家，说：

“昌济，我认为毛泽东这个年轻人很好，开慧如果能够嫁给他，是她的福分。
”

章士钊的一席话点醒了杨昌济，他说：

“老兄说得极是。
”

于是，他同意将杨开慧许配给毛泽东。

1920年，杨开慧与毛泽东在长沙船山书院举办了简单的婚礼。

章士钊和毛泽东的交情在这里正式开始了。

图|章士钊与毛泽东

1945年8月28日，毛主席去重庆与国民党洽谈抗战胜利后的建国问题。

那天，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重庆九龙坡机场下来时，接机的人很多。

那年已经63岁的章士钊就是其中之一，他和当时在重庆的一些著名爱国人士一样，早早来到机场，只为迎候毛主席的到来。

毛主席是第一个从楼梯上下来的人，乔冠华为毛主席介绍接机的人士。

乔冠华还没介绍完，毛主席就在人群中看到了章士钊。
他急忙走到章士钊面前，伸出手与其握手。
章士钊也将手抬起来，两人的双手紧紧相握。

毛主席对章士钊说：

“行老好！我们有多久没见了？25年了吧。
”

章士钊紧紧拉住毛泽东的手，向毛泽东问好：

“润之先生你好，欢迎来到重庆。
”

9月3日，毛主席邀请章士钊等人来到他暂住的张治中公馆桂园做客。

宴席上，毛泽东问章士钊：

“行老，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局势？和谈还能进行下去吗？”

章士钊没有说话，他在毛泽东的手掌心写了一个“走”字，暗示毛泽东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

接着他补充道：

“蒋介石没有和谈的诚意，不如快速离开重庆，保存自身实力。
”

毛泽东认为章士钊说得不错，他听从章士钊的建议放弃了与蒋介石的和谈。

果然，重庆谈判结束不久，蒋介石撕毁双方拟定好的《双十协定》，出兵进攻解放区。
章士钊为毛泽东写的这个“走”字，表明他对蒋介石本质的深刻认识，也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担忧。

图|蒋介石

1949年，共产党占据上风，国民党方面提出与共产党和谈。

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，李宗仁担任代理总统，派章士钊去北平参加谈判。

这次谈判以失败告终，章士钊从此留在了北京。

1959年，中央决定普及逻辑学教育，征集逻辑学教材。

章士钊恰好有一本旧作《逻辑指要》，但该书1943年出版的序言中，有一些逢迎蒋介石的话，所以章士钊不好意思提出申请。

有一天，毛泽东遇到章士钊，问他：

“您在逻辑学方面很有造诣，听说以前还写过关于逻辑学的著作，可否借我阅读？”

章士钊听说毛主席要看他的这本书，心里顿时踌躇起来，说：

“您说的是《逻辑指要》吧，这本书首印于重庆，里面有部分内容与国民党有关，我不敢送与您阅读。
”

毛泽东不在意，说：

“这是学问，没有什么敢不敢，合适不合适的。
你送来即可。
”

章士钊看毛泽东兴致这么高，不好推脱，将书送给了毛泽东。

毛泽东在病房中读完了《逻辑指要》。
读完后，大力推荐这本书，帮章士钊写了“再版说明”，同时写信征求章士钊的意见。

章士钊收到毛泽东的信后，高兴不已，在再版的《逻辑指要》中，将毛泽东写的“再版说明”添加到了书中。

章士钊精通古文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当选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。
他一生一直在研究《柳河东集》。
晚年闲来无事，写出了100多万字的《柳文指要》。

这本书系统研究了柳宗元这个人，内容涉及柳宗元的政绩以及他在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等方面的成就。

他特意在书中探讨了柳宗元和韩愈的政治实践上的不同，赞扬了柳宗元“以民为主”的思想，批判了韩愈的“以民为仇”的观点。

毛泽东得知章士钊正在写这本书后，托人告诉章士钊，说自己也喜欢柳宗元，希望可以先拜读一下书稿。

1965年6月，章士钊就将文章初稿给毛泽东送了过去。

毛泽东读得很认真，将书里所有的错误都一一指出，并加以改正。

一方面，他肯定了这本书的独到之处，说：

“赞扬柳宗元，贬斥韩愈，为二王、八司马的冤案平反，这些都是不错的。
”

另一方面，他指出了章士钊的一些不足之处：

“行老不懂得唯物史观，对文史等方面依然停留在个人的观点上，对柳宗元的评价也比较片面，恐怕以后会被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这本书进行批评。
”

尽管毛泽东对这本书的一些学术观点持有不同意见，但他依旧强调：

“行老的世界观已经固定，不能再苛求他有所改变，这本书也就不用再修改了。
”

毛泽东后来向章士钊提出“再读一遍”的请求。

毛泽东写信告诉章士钊：

“《柳文指要》上下册写得十分到位，我读完还想再读一遍。
我支持您将该书出版，供世人阅读。
”

只不过后来因为某些原因，该书未能按时出版。

一直到1970年，毛泽东专门写信向出版社问询此事，出版部门才着手出版事宜。

1971年，《柳文指要》顺利出版。

91岁高龄的章士钊兴奋不已，在家中写诗一首，以表达自己的高兴。

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斯访华，周总理送了一本《柳文指要》给他，作为纪念品。

现在这本书，还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。

毛泽东酷爱看书，特别是爱看史书。

章士钊学识渊博，家里藏书丰富，毛泽东经常向他借书。

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因在毛泽东身边工作，所以她成为了父亲和毛泽东借书、还书的“图书管理员”。

毛泽东借书通常是借一本还一本，章士钊很愿意将自己的书借给毛泽东。

章士钊送过毛泽东两本书，一本明版的《三国志》，另一本《智囊》。

《三国志》是章士钊的朋友托他送给毛泽东的。

《智囊》这本书是1963年12月26日，也就是在毛主席的70大寿上，由章含之代父亲送给毛主席的。

1958年3月，毛泽东提到当时非常震惊的“苏报案”，同时评论了清末民初的一些政论家，包括邹容、章太炎、章士钊等人 。

毛泽东对章士钊的评价是：

“他是我的老乡，是长沙人，早年担任《苏报》主笔，写过许多反清的文章。
他虽然投奔过国民党，但在抗战中一直与我党保持联系，建国后主动和我党合作，并不是什么极其恶劣的人。
”

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，谈论章士钊时，教她“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父亲”。

某天，毛泽东问章含之：

“你怎么看待你的父亲？”

章含之回答：

图|章含之

“我父亲之前是剥削阶级，同时他也是一位爱国人士。
对待他这样的人，既要斗争，又要争取。
”

毛泽东听完章含之的回答，不太满意。
他又问章含之：

“你是一名党员，他是你的父亲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对待他。
你称他为剥削阶级，你有什么依据呢？”

章含之回答：

“鲁迅先生曾在文章中写道，父亲当过国民党的教育总长，镇压过学生的起义运动，和蒋介石也有交情。
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谈……”

毛泽东反驳章含之：

“你只知道你父亲做的一些错误的事情，比如他代表国民党与我党谈判。
可你不知道，你父亲有过多少先进的事迹，也不知道他做过很多好事。
”

章含之哑口无言。

毛泽东补充道：

“研究一个人，要放在历史中去看，要纵观他的一生，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你的父亲。
共产党员不能六亲不认，我看你还要正确认识一下你的父亲，他的一生不是简单的几件事就能概括得了的。
”

毛泽东为了充分向章含之介绍章士钊，他谈到了“苏报案”：

“你父亲年轻时，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。
没有人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，你父亲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走上正确的道路。
他以前走过弯路，但总体上是好的。
”

毛泽东的这一席话，让章含之重新认识了父亲。

她自责地说：

“我作为他的女儿，先前对父亲的了解太片面了，以后必须听主席的话 ，重新认识一下父亲了。
”

1954年，日内瓦会议召开，国际形势有所缓和，新一轮国共谈判迫在眉睫。

章士钊主动申请前往香港，联系自己的老朋友，请他们给蒋介石做工作，尽早实现国共谈判。

毛主席和周恩来同中央各部讨论过后，同意派章士钊前往香港，并草拟了一封信带给蒋介石。

1956年春，章士钊受到党中央的安排，带着信件前往香港的国民党驻香港文宣部，与许孝炎先生，谈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，将带来的信交给他，请他转交蒋介石。

许孝炎拿到信后，立即坐飞机回到台北，径直走进总统府，把信件交给蒋介石，同时将他和章士钊谈话的内容详细报告给了蒋介石。

后来美国与台湾签订了《共同防御条约》，且不断增加驻台军队，所以这次和谈未能实现。

1973年，章士钊年纪很大了，经不起折腾，可他心系祖国统一大业，说：

“国家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必须完成，等我休养一段时间，还要去香港。
”

1973年4月，章士钊身体状况好转，再次请求周总理，前往香港。

党和政府同意他的请求，为章士钊的出行做好了详细的安排。

中央考虑到章士钊年岁已高，准备派专机送他到达香港。

1973年5月25日，北京机场周总理亲自为他送行，章士钊眼眶湿润，握住周总理的手，表示这次一定圆满完成国家交代的任务。

章士钊到达香港后，见到了许孝炎、宋宜山等人，他们表示要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一份力，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提议，以求促成国共两党的谈判。

章士钊因频繁参加活动、与老友见面过度兴奋等原因，到香港不过一个月，就病倒了，病情迅速加重。

尽管香港医生全力救治，病情依然没有好转。

1973年6月30日，章士钊病危。

他深知自己的身体很难再好起来，叫家人给他拿纸和笔，最后在纸上写了几句话：

“赶快报告周总理，接我回北京。
”

后来，他便昏迷不醒。
周总理知道章士钊病重这个事情，派医疗队前往香港，帮助章士钊稳定病情，并找机会护送他回北京。

然而，当抢救的医疗队抵达香港时，章士钊已经在7月1日的凌晨离世，享年92岁。

周总理为章士钊发唁电：

“行严先生不幸在港逝世，深为悼念。
二十多年来，行严先生热爱毛主席、拥护共产党，为国家统一大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……”

章士钊的骨灰被专机运回北京，7月12日举行了追悼会。

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章士钊送了花圈，朱德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人出席追悼会。

追悼会上，郭沫若致悼词：

“章士钊先生解放前夕为国共和谈奔走……章士钊先生为国家的统一大业，不辞劳苦，鞠躬尽瘁，始终怀念在台湾的故旧……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。
”

追悼会后，毛主席与办公室工作人员提起了给章士钊寄2000元的事情，说：

“行老这个人一生最爱面子。
”